他乡之石

规划的春天在路上.................

发布时间:2016-7-26 16:50:32来源:本站

 

 万事万物,兴衰有序,轮回有道。自然界的草木枯荣,社会界的“周期律”,亘古如常。

随着快速城镇化的“盛宴”散席,地方规划预算削减1/3到1/2;规划设计单位的新项目大幅减少,部分下降幅度超过50%,甚至一年没有新项目,规划行业过上了“清汤寡水”的日子。

这些,大家感同身受,不由唏嘘感叹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于是,一些从业者转行,一些跨界,更多的仍在思索,在千百次的追问。从事前看,行业萧条似乎毫无征兆;事后解释却又众说纷纭。

虽然社会科学饱受“解释”与“预测”不对称的困扰,但我们总试图解释过去,并预测未来,通过追求“确定性”来获得心理安慰。

最简单的解释是行业进入“新常态”。

然而,“新常态”难以严格定义,并且它只概括了现象特征,是用“现象总结”解释“现象”的同义反复,好比用“生病了”去解释“头痛”。

也有人辨证的说,规划行业的既往十多年是一种非正常状态,现在回归“常态”。对于莫衷一是的各种说法,我们需要仔细思索原因,尤其是审视规划行业的自身特征,反思规划行业的供求关系,并追问一下路在何方?

1 规划行业回归常态的缘由

1.1 凛冬已至——回望曾经的三个春天

回望近七十年的规划行业,历经了三个春天。

第一个春天的主题是落实国家意志;第二春天的主题是服务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,这期间,经济市场化、行政分权化、土地资本化等根本性变革确立,主要的法定规划体系也建立起来;第三个春天的主题是强调投资导向的城镇化,肇始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,以及住房分配彻底货币化改革,这期间,土地财政崭露峥嵘,城镇化驶入快车道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第三个春天里,快速城镇化产生了对空间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巨量需求,引发了城乡空间“碎化”为多个利益主体,进而推动城乡规划类型的丰富和需求量急剧攀升,尤其是非法定规划大量涌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表1:规划行业的三个春天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资料来源:根据吴良镛、王凯等资料整理


有三个春天,就有凛冽寒冬。

1960年,宣布“三年不搞城市规划”,1965年取消城市建设户头,不再下达建设项目和投资指标,第一个春天瞬间堕入冰点。

而第二个春天,是万物复苏的漫长季节,冬天不太明显,期间的1986-1991年的波动,以及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,算是小幅调整。

而第三个春天的终结,大致从四万亿落幕后开始。

城乡规划在春天与冬天的轮回中,不断进化,遵从政策制度,回应市场需求,满足社会需要。

轮回中,我们见过多少“其兴也勃,其亡也忽”的规划类型,譬如大学城、临港新城、临空园区、总部园区、创意产业园等等,一时喧嚣之后重归寂寥。而规划前辈们,给我们争取了行业安身立命的法宝——“三证一书”。

不过,“三证一书”是增量扩张的管理工具,随着“存量优化”逐步成为城乡规划的主题,能否重现“盛宴”仍然充满未知数。

一些事物,从局部、当下看,会因身在此山中而迷茫,从长远时空观查,则会一览众山小。当前的行业低谷,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业周期体现。

俗话说,小富由俭,大富由天,而从经济周期角度可以加一句:“巨富靠康波”。

从经济周期中,长波周期(康德拉季耶夫周期,简称“康波”)最主要,它反映了通用目的技术重构经济体系的创造力,是技术革新与产能释放的周期,大约为50~60年。而长波周期内嵌套着小周期,包括“库兹涅茨”周期(20年,建筑业周期)、朱格拉周期(9~10年,设备投资周期)和基钦周期(3~4年,库存周期)。周期引发趋势变化,主宰着家国命运、个人沉浮(图1)。只不过,大部分时候,我们难以先知先觉,待到趋势清晰,已属后知后觉,往往为时已晚。

 
图1:康德拉吉耶夫的长波周期理论(资料来源:根据艾略特波浪理论重新绘制)

1.2 回归常态的几个可能原因

曾经的三个春天,是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。但今日低谷,又有哪些原因?这可能是整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结果。

从增长速度上看,2014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至7.4%(不考虑统计失真的话),相比上一个高点2010年的10.45%,下降了3个百分点。从经济增速看,似乎难以解释规划行业项目下降1/3至1/2的严重态势。

毕竟经济还在正增长,只是增速下滑,与规划行业遭遇的危机有点“不相称”,或者说“非等比例”。并且,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并没有明显下降,反而略微上升。

 
图2:我国三十多年的投资周期(资料来源:中国统计年鉴2014)

如果经济增速下降不足以完全解释,那么就应该寻找与规划行业更为相关的房地产因素。房地产的后向联系着总体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两个主要的法定规划,前向联系修建性详细规划这个法定规划。它的景气周期深刻影响着规划行业的兴衰。

 

图3:1995-201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及增长速度(资料来源:中国统计年鉴2014,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)

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一直在稳步上升,也是增速下降,很难说明房地产已严重衰退。虽然在局部城市确实存在“鬼城”、“空城”现象(媒体上有34亿人等骇人听闻的说法,姑且存而不论),但从总量数据上,难以断言房地产业已经全面萧条。

 
图4:1998-2014年全国房地产企业购置土地面积及增长速度(资料来源:中国统计年鉴2014,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)

从房地产企业购置土地的面积看,从2003年至2014年,每年购置350平方公里左右,但增速波动较大,2014年负增长14%。但是,负增长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当前的规划低谷,因为在2005年、2006年、2008年、2009年、2012年都出现了负增长,但当时的冲击似乎没有今天这么大。

当然,购置土地的负增长,会恶化地方债问题,促使融资平台收缩,降低对规划项目的需求。

可以说,仅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房地产业投资、房地产业购置土地面积等方面,只能说对规划行业产生了负影响,但不能完全解释规划行业项目下降1/3至1/2的严重态势。

那么可能需要分析规划行业的自身特征,才能完整理解这个冬天的原因。

1.3 规划行业的长周期特征

规划行业具备典型的长周期特征。根据杨小凯的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中,由于经济体中存在长周期与短周期产业,以及相互之间不能自由转换,只要属于完全分工的经济模式,就会存在固有的景气循环周期。

而规划行业恰恰是一种长周期门类,繁荣很短,萧条很长。

根据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规规章,分析三种主要的法定规划类型,可以大致确定规划行业的长周期的特征。

(1)总体规划的长周期。

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总体规划的法定编制期限是20年,因而在初期会有大量针对总体规划的规划研究项目,以指导总体规划编制。而总体规划的实施之后,需要编制近期建设规划,以及定期的实施评估,以及在重大条件改变的情况下,可能修编总规。

(2)控规的长周期。

由于控制性详细规划必须依据总规,加上“控规全覆盖”的现实需求,一般在总体规划批准之后,会出现一个编制控规的高潮,但其数量会逐渐递减。单个控规的理论寿命是其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开发完毕为止。

(3)修规的短周期。

修建性详细规划大部分针对具体建设项目,其编制与实施的周期较短,但从长期看,跟随房地产业的景气程度而波动。
 
 

图5:规划行业的长周期特征形成了固有的景气循环

根据法律法规的理想化分析,可以得出规划行业20年一周期的特征(图5),即固有的景气循环周期。

但现实中,规划周期可能缩短,也可能拉长。在具体地方,由于长官意志干预,规划周期被压缩,即“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”的弊病。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“一本规划一张蓝图持之以恒加以落实”,那么规划行业的周期会拉长。

如果将依据法律法规推演出的规划编制周期作为“常态”的话,那么,我们确实正回归“常态”。

1.4 釜底抽薪的规划项目乘数效应

第二春天里,规划行业开始法制化,法定规划类型逐步确立,并在第三个春天形成了“城镇体系规划、城市规划、镇规划、乡规划和村庄规划”的体系,地方创设的各类法定规划也越来越多,例如浙江省的“城乡总体规划”。

从项目数量上讲,第三个春天是非法定规划的春天。

由于法定规划的组织、编制、审批、实施的程序严格,而地方面对快速发展需求中的“不确定性”,需要各类规划研究获设计廓清思维,而非法定规划则更加灵活、快速,也容易针对具体问题或聚焦具体目标,颇受各方青睐。

法定规划与非法定规划之间存在着乘数效应,或者说“杠杆作用”。一个法定规划项目的增减,会导致非法定规划相应倍增或倍减。

譬如,法定总规对应着概念规划、战略规划、实施检讨等规划研究类项目;分区规划(新版城乡规划法里没有相关表述)、概念性城市设计则是法定控规的基础;各类设计竞赛更是法定修规的前奏。

同时,还有许许多多试错性的项目,例如围绕开发商能顺利拿地开发,不知耗费多少过程方案,让多少规划设计院通宵达旦,让多少设计师为了五斗米耗尽心血,只能以“甲方虐我千百遍,我待甲方如初恋”而解嘲,而最终落地实施只是一份法定修规成果。

并且,随着招投标制度逐步严格,每次规划都有数家单位参与,更加倍增了项目数量。

一个法定规划项目经常对应着少则四五个、多则十来个非法定规划项目。在繁荣岁月里,小县城的规划局办公室,都摞着一堆堆的规划文本,在灰暗角落的尘埃里默默叹息。

乘数效应与规划范围内的发展“不确定性”成正比,一般总体类和修规的乘数效应相对大一些,控规类相对小一些。

图6:规划项目的乘数效应

借鉴城市“基础部类就业—非基础部类就业”的乘数模型,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法定规划类型的丰富,乘数效应也放大。

只有1种法定规划类型时候,带来的非法定规划项目只是0.5个;当法定规划类型扩大到6种,能带来2倍数量的非法定规划项目,即非法定规划项目达到项目总数的2/3(图6)。

法定规划反映了非法定规划的“沉淀”。而整体经济从高速发展跌落到低速增长,已经转变了地方预期,造成法定规划数量减少,自然出现非法定规划倍减。

从乘数效应中,可以推论出“非等比例冲击”的实质在于规划行业自身的特征。

1.5 非风动,非幡动,是心动!

国民经济、房地产业、地方债等问题,改变了规划行业的预期,使得规划回归长周期的“常态”,而乘数效应的存在,也使得规划突然“去杠杆”,造成整体经济下滑中的“非等比例冲击”,加深了悲观的情绪。

人们依据预期作出判断和选择,而非当下情势。这一波低谷,青年规划师们最悲观,转行或跨界也较多。主因是青年规划师成长于第三个春天,怀抱着乐观预期,一旦乐观预期被证伪,失落感非常大。

但对于经历过1960年代规划整建制被取消的老一辈,现今状况根本不算回事。而现在的所谓低谷,也比198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要好得多。只不过,人心变了。

1960年代,大家都在低水准的单位福利制度下均贫,贫以乐道;而1980年代更是朝气蓬勃,虽然尚处于“短缺经济”,但充满希望,踌躇满志。而现在,青年规划师没赶上吃肉喝汤,在“亚历山大”的生活重担下,随着乐观预期破灭,普遍有些焦灼不安。

2 “盛宴”之后反观规划的供求关系

对于规划行业,项目需求是分子,人才供给是分母。作为需求端的“分子”在急剧降低,供给端的“分母”却难以迅速调整。这带来人均产值下降,体现为行业景气度恶化,造成悲观情绪弥漫。

2.1 需求端急剧“去杠杆”

千需求、万需求,最终是人的需求。规划项目是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,但究其根本是人的需求。只不过,规划项目需求不属于个体消费,而属于集体消费的范畴。即城市空间的消费者是个体,但其生产提供却依赖于集体。

这意味着规划项目需求,受制于个体需求的集体化传导:权威机制与市场机制。

权威机制与市场机制目前都遭遇了“动脉埂塞”。从权威机制来看,一方面地方普遍遭遇地方债困境,土地价值变现也遭遇瓶颈,地方提供“规划”这种集体消费的意愿大幅降低。

同时,整体氛围转变,导致了“为官不为、懒政怠政”(李克强,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)。这使得法定规划不那么急需,也就激活不了非法定规划的乘数效应。

从市场机制来看,随着房地产业饱和,二三线城市处于“去库存”阶段,降低了对法定修规的需求,也影响了后向联系的控规、总规,以及各种规划衍生品。

两个传导机制的突发性“动脉埂塞”导致了规划项目需求端急剧“去杠杆”。但也应看到,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刚性需求还在。不仅城镇化增量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,现有城乡建成空间还需要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,或者说都市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。

可以说,相比发达国家的城乡品质,我国的广阔城乡不是规划设计过多,而是规划设计过少。只不过,人们对更好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需要(need),尚不能及时转化为强劲的有效需求(demand)。如果有第四个春天的话,其主题可能是品质化。

表2:规划行业的刚性需求与弹性需求

 

2.2 供给端缓慢“去泡沫”

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城乡规划行业繁盛于“人口红利”时代,也受到“人口红利”的冲击。

由于我国人口多的基本国情,只要存在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,很快就人满为患。曾几何时,都需要向好奇者解释“城市规划”与“城管”的区别,但随着规划行业的高报酬特征逐渐广为人知,迅速成为“显学”,从业者也迅速膨胀,这也体现为开设城乡规划专业的院校激增(图7)。

但是,城乡规划人才供给缺少精细化分工,专业知识不牢固,并不能很好适应城镇化的实践要求。加上招投标中经常出现“没有最低,只有更低”的杀价竞争,不可避免的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结果。

在规划设计费用高度压缩的情形下,规划设计单位追求短平快,高质量的成果也较少。一些单位在这种浮躁作风下渐渐迷失沉沦。


图7:中国城镇化进程与规划院校增长(数据来源:王伟,城市的转型与学科的应对,2014)


其实,高素质的规划人才需求还十分旺盛,不仅规划设计单位如此,管理部门也如此,例如县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十分欠缺懂行的管理人才,部分管理人员甚至连“法定规划”与“非法定规划”都区分不清。而规划行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创造价值能力,更是将日益凸显。

可以说,规划行业在于增值性,停留在纸上画画或拍脑袋管理的传统模式,注定要被抛弃。面向未来,规划行业需要提升自身主动创造价值的能力,以规划增值,以设计增值,以管理增值。

不过,供给端“去泡沫”是柄双刃剑。确实会使一些“沉淀成本”不高的人才退出劳动力市场。但如果在需求端采用“没有最低,只有更低”的压成本式要求,会使“去泡沫”失效。

这将导致大量高素质人才跨界转行,即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逆淘汰。终究,打开窗户,飞出去的不只有苍蝇,还有荆棘鸟。

2.3 回归城乡规划的初心

任何行业都会遭遇潮起潮落,潮水退却才知道谁在裸泳。君不见,从首富到负债累累仅一步之遥,个人命运沉浮与个中滋味,更是让人唏嘘感叹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我们见证了多少“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宴宾客,眼见他楼塌了”的故事。

城乡规划经历了快速城镇化“盛宴”之后,需要在“清汤寡水”的日子里好好寻思寻思。

过去,规划只创造了很小的价值,而在为社会创造价值方面,规划还远远没有发挥作用。未来的出路在于为城乡发展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。如果一个行业不能创造价值,注定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。

规划行业只是遭遇一个低谷,并非以后就没有希望了。或许,冬天更能让我们冷静思索未来的路,让只会低头画图的我们,能够从从容容仰望下星空,读读诗,谈谈理想,看看远方。

人生,就是这么跌宕起伏。当你踌躇满志,打算施展一番拳脚,却遭遇劈头盖脸的一盆冷水;当你心灰意冷,四顾茫然,上天又会给你打开一扇门,和煦阳光向你崭露笑颜;当你越来越顺,忘乎所以,奔向七色的彩虹,又发觉脑袋被门夹了……(此处省略一千九百字)。

天命靡常,惟德是辅。或许,回归城乡规划行业的初心,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尽一份绵薄之力,可能才是君子务本之道。

3 弱弱的追问路在何方?

没有夕阳的产业,只有夕阳的企业。当前局面,积极一点看是旺盛需求“去杠杆”,人才供给“去泡沫”的过程。即是慌慌张张、浮躁浅薄的规划消失,真正创造价值的规划显山露水的净化过程。

由此,规划设计单位只有提升创造价值的能力,才能迈上复兴之路,拥抱春天!

3.1 更加关注前沿技术

当下,谈及前沿技术绕不过“大数据”。虽然目前大数据技术主要是将大数据可视化呈现,但可乐见其重塑规划行业的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,证伪或证实城市模型,逐步丰富城乡规划策略的“工具箱”。

(1)基本技术标准的重塑:规划行业的许多配置标准,来自于经验的提炼总结,属于小样本的归纳方法。大数据方法可以扩大样本范围,更深入分析人的空间行为,会让许多技术标准更加符合社会实际。

(2)城市模型的证伪与证实:城乡规划学科的进步缓慢,其中重要原因在于“不可证伪性”。许多规划策略,即便谬以千里,只要包装得好,故事讲得好,打动了领导和专家,就能过关甚至付诸实践。这种“不可证伪性”的文学与艺术特征,使得规划学科饱受“伪科学”之荼毒。当然,大数据对城市模型的验证,也只能是“证伪性”的,不可能“证实”。但通过数据累积,适时修正模型并“回测”,将促进“频率”接近于“概率”。

也要认识到,运用大数据得出结论的本质仍然是归纳推理,那么有可能陷入将“频率”当“概率”的窠臼。大数据的金矿能否提炼出高纯度的“小数据”,值得拭目以待。

3.2 更加关注公共政策

城乡规划不是发生在弱肉强食的丛林,也不是在与世无争的桃花源里进行。

曾经,规划只需负责技术设计;曾经,规划为土地价值变现保驾护航,甚至鸣锣开道;曾经,规划成为所谓凝聚城市共识的广告代言人……。

而在利益高度多元化,以及维权意识觉醒并高涨的今天,注定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。

我们既不能异想天开的指点江山,也不能怨天尤人而无所作为。

未来,规划实践必然需要注重行政传导机制,改善在法律法规框架约束下的城乡规划作为。
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,以“三证一书”为核心的城乡规划管理工具,是增量城镇化的法宝,而面对存量城镇化,我们欠缺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。

当然,也有人不认同公共政策的说法,认为公共治理更恰当。诸多争议,都表明我们对于下阶段的挑战,并未充分准备。

3.3 更加关注社会人群

城市与乡村是人们诗意栖居所在,理所应当是我们安放灵魂之地,但过去的城乡发展过度追求效率,追求资本积累逻辑,背离了人类向往美好生活之初心。

结果是,在城乡建设中,许多建设行为都是非人尺度,包括大广场、大马路、大公园等;许多新区新城选址过远,造成严重的“职住分离”问题,带来大量钟摆式交通和时间损耗;许多具有负外部性的项目选址不当,造成项目落地困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;许多城市更新缺少充分的公众参与,诱发了社会关系紧张。

如果不具备以人为尺度的专业视角,关注普罗大众的感受和需要,而以“见物不见人”的思维去认识这些事件,就会失之偏颇并谬以千里。

毫无疑问,未来的城乡规划应更加关注人,关注人群,关注人的空间行为,关注社会联系与互动,真正体现以人为本。

3.4 更加关注空间品质

城乡空间的品质是过去严重忽视的方面。而城乡规划与设计不能脱离场所,不能脱离文化传承,也不能脱离生态环境,需要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构建更有品质的城乡人居空间,将是未来城乡规划的主要方向。

4 春天在路上

规划行业遭受整体经济下滑所带来的“非等比例冲击”,由规划的自身特征所决定。规划行业可能需要适应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现状,更需要提升创造价值的能力去迎接下一个春天。

“解释”规划行业陷入冬天的原因不意味着可以“预测”未来,这是社会科学难以逃脱的致命缺陷。

毕竟,对于人类世界的未来,唯一确定的只是不确定性。

冬天里,我们期待着“春去春又回”。

中性些说,规划行业已经很萧条了,不能再糟糕了;正能量些说,规划行业已经基本趋稳。

中性些说,规划行业整体比较迷茫,大家试着摸石头过河;正能量些,规划行业已迈步在稳中求进的路上。

退一万步讲,只要还相信城乡规划的价值创造能力,我们就不应让悲观主宰。眼下要紧的,是反思过去,以思维升级引领未来出路,以工具革新迎接下一个春天。

冬天不可怕,可怕的是春天再次降临大地,我们还唱着古老的歌谣,缺乏新工具、新方法,那我们将错过丰收的季节,也辜负我们在伟大城镇化实践进程中的历史使命。

春天已经在路上,它只会迟到,不会缺席!



转载自:微信公众号/国匠城
文/重庆大学 彭坤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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